校歌首句「培僑像一個春天的花園」，我總是忍不住想到另一首校歌──前奏調寄《國際歌》的那首《春田花花幼稚園》，我們大概差一點能成為快樂的好兒童，成為親中機構中的一員，或者如我們的學長學弟，在親中政黨中謀得一位。可是我們卻成為老師怒目瞪視的滋事分子，上周五在培僑校門示威，站在我對面的是中學時代和我有說有笑的老師，他雙手叉腰，雙眼直直的看著我，眼神間掩不住怒火。也有些親厚的老師問我們，回母校示威不尷尬嗎？是尷尬，也是難過，下山時同學們神色落寞，剛考上中大的戴樂嘆息地說：再也不能回來了。
五四青年節與紅歌
我讀了七年培僑，本來想讀英文中學，神推鬼撞之下入讀十九志願的培僑中學。母親怕煩，就一直讀至升大學。初中時代，學校每年辦一次五四青年歌唱比賽，老師沒有告訴我們，五四運動其實是學生反對軍國主義的運動，當學生遭受軍警鎮壓、逮捕時，北大校長蔡元培親率罷課營救學生。這些是歌唱比賽中空白的一塊，而初中的學生只能從歌唱祖國或南泥灣之中選擇一首。我記得有年，我們班選了《歌唱祖國》，而年少的我們不知歌詞在說什麼，只覺旋律激昂，和另一要好女生，下課後在寶馬山的斜路上高唱紅歌，學兄們驚訝地問：「為什麼你們那麼愛國？」我們也答不出個所以然，只是在整段記憶之中，不記得原來歌詞中有一句是「獨立自由是我們的理想」。
五四歌唱比賽直到我高中時停止唱紅歌，開始轉唱溫情流行曲，也和其他學校的歌唱比賽無二。而國民教育在培僑，其實不必獨立成科──或者應該這樣說，國民教育到底是要我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所了解，還是要培養政權的擁護者？在培僑更似是後者，作為堅定的親政府學校，太空人來港參觀的中學就是培僑，學生打鑼打鼓揮著紅旗迎接楊利偉到訪，還在優秀學生的陪同下在校園種下樹苗，如今不知樹仍在否。奧運金牌得獎者在大球場舉行歡迎會，在李克勤歌聲下手持啦啦球跳舞的也是培僑學生。對於不知就裡的初中生來說，還是挺值得驕傲的一件事，因為終於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明星。
石縫播種的人
但就算學校有再多盲目的親政府立場，也不能否定有一群老師，在這學校中努力教學，為了學生能分辦是非善惡。我是幸運的學生，在校一直遇到好老師，他們都是在石縫中播種的人。我還記得上地理課時，是老師向我們解說全球化，資本主義連鎖企業如何剝削農民與勞工；會考那年，老師印了王丹的〈沒有煙抽的日子〉給我們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和六四有關的詩歌，老師更向我們說白樺所寫的《苦戀》，最後那句一直念茲在茲──「我愛祖國，可是祖國愛我嗎？」；在追趕高考課程的同時，也有老師花了整整三小時向我們播放六四紀錄片《天安門》，即使學生們打著呵欠，老師仍努力講解，廈門PP事件的散步維權，也是培僑老師首先告訴我們的。
我不知道這些老師在學校制度內是否覺得難受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的確在每一個可能的夾縫中，盡了他們的努力，教導學生公理和正義，這種誠懇的傳道授業，是學校組織幾多次集體觀看《太行山上》都無法代替的。後來我離開學校，幾乎沒有再見過這些老師，唯有是六四二十周年及某年七一，當我奔走於集合點，或在派發書刊或在宣讀聲明時，我曾經見過一名我非常尊敬的工友先生，他拿著攝影機向我微笑，我也知道，在這種親政府學校中，仍然有人和我們一樣，堅持對的事情。
跋／離開校門：
其實培僑至今，也實在無甚立場可言，隨風擺柳可能是唯一立場。作為一左派學校，對於左翼思想又或是對勞動者的關顧，通通不在課程之內，去年回校取回高考文憑，驚見校園內豎立起孫中山像，我對老師說，如此世道，果然是左中右大連結，我忘了老師的回應，但回想近年培僑放棄中文教學，在部分學科中插入英語教學，也實在是隨市場而變動的其中一證。
2008年離開校門，我從寶馬山去到馬料水山頭，入讀文化研究，其後加入中大學生報，繼繼續續遊走於社運之間，我也明白，選擇了另一條路就必須與過去的某些部分割捨，也要承認在友儕之間難以再有共同話題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在這種教育制度下，最可怕的其實不是染紅，而是犬儒。在整段中學時代，校方擁護政權，卻不向學生解釋，所有動員只限於情感挑動，以致學生將政治與前途分割，又或者直接教育成政治與自己無關，一方面痛惜香港貧者愈貧，另一邊覺得自己無能為力，乾脆不理政治，專心打工。而我慶幸，遇上過的老師，曾提醒我們，作為社會一員，對社會事件應該有所立場，感激他們，也謹就上周到校門示威一事，為他們帶來不便致歉。
（原刊於主場新聞）
We are the sick 